不久前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意見》，明確提出完善生態環保信用制度。全面實施環保、水土保持等領域信用評價，強化信用評價結果共享運用。從2013年年底《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(試行)》推出算起，我國在環保信用建設方面已經走過了近10個年頭。各地都在積極探索環保信用監管模式，形成一批可復制、可推廣的制度創新、實踐創新成果。

環保信用評價可謂環境監管的一把“戒尺”，也給企業戴上了環保“緊箍”。其厲害之處在于，評價結果與融資、審批服務、公共服務、市場監管、價格調節等事項直接掛鉤——環保信用等級好的企業可以享受更順暢、更快捷、更優質的行政、融資等服務和更低的市場成本，可以在各項生態環境保護許可事項、專項資金發放、科技項目立項、評優評獎活動中獲得積極支持、優先安排。反之則會處處受限，付出相應的失信代價。

趨利避害是市場主體生存的本能，環保信用評價讓守信者“得實惠、減壓力”，讓失信者受限，會形成一種倒逼、督促、引導作用。比如，根據《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(試行)》，污染防治、生態保護、環境管理、社會監督4個方面21個指標已被納入評價體系，污染物排放總量大、環境風險高、生態環境影響大的企業被納入了重點評價的范圍。有關企業要想獲得良好的信用評價結果，就得嚴格自律，配齊配強環保軟硬件，不斷規范自身排污行為，提升污染防治水平。

我國的市場主體數量龐大，傳統巡查監管模式在人力、效率、覆蓋面、及時性等方面已經難以適應當下生態環境監管的需求。用環保信用評價給企業的環境信用風險“畫像”，對企業進行分類管理，可以扭轉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的局面，把有限的監管資源用到“刀刃”上，配置到風險較高的企業和領域，從而實現重點監管、精準監管。同時，可以充分調動企業環保管理的內生動力，減少對低風險企業的監管介入和非必要干擾。這樣，也能為守信企業營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。

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，要推進生態優先、節約集約、綠色低碳發展;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;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;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……有關部門以及各地應按照相關要求，不斷完善環保信用評價機制，加強評價信息和評價結果的互通共享，讓信用體系與綠色發展形成“捆綁效應”，讓環保信用評價成為企業綠色發展的“通行證”，進而助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。

(李英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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